东汉末年,一场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拉开了天下大乱的序幕。后来,以董卓进京为契机,群雄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人们的目光也就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成为时代主流的刀光剑影、互相征伐。不过,乱世当中有这样三人虽非诸侯,却同样引人注目,那便是被誉为“建安三神医”的张仲景、华佗和董奉,这三人一个被誉为“医圣”,一个被尊为外科鼻祖,还有一个在传说中更是直接羽化登仙。
首先我们说说张仲景,他本名张机,东汉末年时曾当过长沙太守,但其最为人称道之处还是在于高超的医术和悬壶济世的高尚品德。乱世中,百姓流离失所,各种疾病往往因为得不到控制而大量传播,张仲景不忍生灵涂炭便四处行医,并从常年的医治过程中总结经验,著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或许是由于行事低调,张仲景并没有被记录汉末历史的《三国志》、《后汉书》所记载,其最初版本的《伤寒杂病论》也由于战乱而失传。到了晋代,医学家王叔和四处寻找并整理张仲景佚失的手稿,并将其中伤寒的部分编著成了《伤寒论》。直至宋代,张仲景著作的杂病部分才被找到,并在经过一番校订后得名《金匮要略》。
至于张仲景本人,其生平事迹一直不见于史书,直到唐代《名医传》中才终于有所记载。到了清代,医学家陆懋修出于对《后汉书》不为张仲景立传得不满,干脆专门写了一篇《补后汉书·张机传》。尽管几乎不见于史料,但张仲景的作品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本人也在去世的许多年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被誉为“医圣”。
相比于张仲景,华佗的知名度要高上许多,这并非是由于其医术远远高于前者。正相反,由于没有著作得以流传于世,华佗对我国医学发展的影响远远不如张仲景,但他不但被史书记载,还是由鼎鼎大名的曹操亲自下令处死,其提出的外科手术理念也十分超前,这就导致后世为他打上“神医”的标签,对他讨论甚多。
诚然,作为在《后汉书》、《三国志》都登场的人物,华佗不但成功诊治广陵太守陈登因为喜食生鱼导致的寄生虫病,还为汉末最具权势的人物曹操诊治过头风。后来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更是让华佗登场为中毒箭的关羽“刮骨疗毒”,进一步提高了其知名度。然而,正如上文所说,华佗没有著作传世,其外科手术的想法尽管超前,但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相应条件,因此其贡献并不能与张仲景相提并论。
最后说说董奉,作为“建安三神医”中知名度最低的一个,他的故事却最为神奇。尽管说是“建安神医”,但一种说法认为董奉出生不久后曹丕就登基称帝,并改元为了黄初。董奉年轻时曾担任过小吏,后来归隐山林,研习道学与医术。由于医术高超,董奉尽管长期住在山中,还是吸引了大量慕名而来的求助者主动寻访。
与众不同的是,董奉治好病人后不取分文,只是要求其在山中栽种五棵杏树,如果是小病,那就只需要一棵。长期以往,董奉所居住之处竟然足足有杏树万棵,世人称赞为“杏林春暖”。正因董奉的这一规矩,后人常常将医学行业称作“杏林”。
关于董奉的事迹,基本都见于野史逸闻与传说。举例来说,《庐山志》曾记载董奉在浔阳时曾杀死河中蛟龙为百姓除害,而《真仙通鉴》则表示董奉尽管年过百岁,但外貌却如同三十多岁。董奉生于侯官县董墘村,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市长乐区一带,而乾隆年间的《福州府志》中记载道:“福山,今名董峰山。”唐代的 《元和郡县志》说福州是因福山得名,一种说法认为,福山的别名“董峰山”正是因董奉而得名。
另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蜀汉建兴四年(226)时担任了交趾太守近四十年的士燮溘然长逝。去世三天后,董奉赶到,并给其吃下了一粒药丸。服下后没多久,士燮竟然死而复生,且几天后便完全恢复了精神。不过,如果以董奉出生于建安二十五年(220)的说法为准,则士燮死时董奉不过一个孩童,自然无法将其救活。
东吴天纪四年(280),董奉去世,同年恰好西晋南下消灭东吴,完成了天下的统一。生于曹魏建立、三国正式开始之时,死于西晋灭吴、三国正式灭亡之时,董奉的生卒似乎确实有点过于凑巧了。由于受道家追捧,传说中董奉是某天突然腾空而去,成为了真正无拘无束的神仙。从某种角度来说,董奉或许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神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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