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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淡化“我是受害者”的心理和标签 02、“欺凌者”的心理根源也要重视和干预
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定为“反对校园暴力和欺凌包括网络欺凌国际日”,简称“反校园欺凌日”。 今年11月3日,我们将迎来第三个“反校园欺凌日”。 虽然这节日还很年轻,有很多人尚不知道,但对于校园暴力、校园欺凌现象,我们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去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就首次定义了学生欺凌,明确了学校和监护人的责任。 可以说,我们国内从国家到相关部门,再到学校和大众,对于校园欺凌必须高度重视、严厉遏制和打击,这已经成为共识。 可是,对于遭受了欺凌、承受了心理伤害的受害者,我们怎么做才能更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口,尽量减少校园欺凌对他们的负面影响,甚至令他们因此变得更加积极、坚强呢? 我在临床诊疗中,接诊过大量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学生患者,绝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遭遇过校园欺凌,有的还非常严重,导致他们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甚至是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症状。 我发现,如果想尽量降低校园欺凌对孩子的心理伤害,非常关键的一步是,要尽量引导被欺凌者从心理上淡化“我是受害者”的感觉和标签。 为什么这么说呢?
01、淡化“我是受害者”的心理和标签
在客观上看,孩子遭到校园欺凌了,那TA当然是受害者,受害者及其家人可以积极地采取措施保护好自己,要求学校及时处理,甚至从法规、法律上进行维权,令施害者和监护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都是我们在现实中可以做的,也是被欺凌者的父母应该去做的。如果这些行动取得了效果,能在很大程度上抚慰孩子,让孩子建立安全感,部分修复他们的心理创伤。 不过,从科学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受欺凌孩子相对平静下来,事情相对地告一段落之后,我建议被欺凌者的父母一定要与孩子深入交流、复盘这件事,而且,要淡化孩子觉得“我是受害者”的心理。 因为,如果孩子一直持有“我是被害者”心理,又或者说这种心理非常凸显的话,很容易导致孩子缺乏心理成长,后续仍然容易遭受别人欺凌。 最近,我们在陆续推出“校园欺凌专栏”文章,里面多次提及虽然欺凌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欺凌者,但被欺凌者也要学会自我反省,从教训中寻找自己的不足,并积极地想办法提升,从而有效地防范、远离校园欺凌,自身的能力也会得到增进。 可是,小部分网友看了文章后产生了偏颇的解读,说我们不谴责欺凌者,反而指责被欺凌者有不足、让被欺凌者反省,这不是颠倒是非,持“受害者有罪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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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并非不谴责欺凌者,相反,我们一直坚持欺凌者应受到惩罚,对于欺凌情节严重、明显有人格障碍的施害者,我们甚至认为要从重处罚;如果是老师的话,甚至应该将其清出教师行列,避免他们继续伤害祖国的下一代。 可是,在某个程度上,校园欺凌就像社会中的违法犯罪,我们很希望将其彻底消灭,实现理想中的校园、理想中的社会,但事实上,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被消灭,它们会一直存在。 打个比方,孩子生活在班集体中,集体中每个学生的性格和精神心理健康程度都不同,学生的父母们更加形形色色,每个家庭的教育方式又有千差万别,而且个体的精神心理状态始终是动态变化的。 即使上一个施害者被予以严惩了,甚至被清出群体了,但我们无法保证剩下的人里是否还有潜在的施害者,又或者是否有人会变成施害者。即使这群人里没有,我们也无法确保孩子升学后、换班级后,甚至步入职场后,会不会再次遇到施害者。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一方面是要不断打击、抵制校园欺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办法怎么提升自己、提高防范意识,尽量避免再次遭遇,又或者如果遭遇了,如何减少对我们的心理伤害。 那如果我们受到欺凌后,总是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认为我没有一点问题,问题都在于学校、老师管理不严,在于施害者的邪恶的话,这就是完全的外归因模式。 这种归因模式非常危险,它会阻止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阻止我们自我反省,阻止我们积极地改变和提升,进而导致我们难以获得心理和能力上的成长。 如果完全的外归因模式总是出现,它还会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偏执型人格改变,变得敏感多疑,容易动怒,反复发生人际冲突;而且因为心理上和能力一直不成长,又导致我们在现实中反复受挫,达不到心中的目标,非常非常痛苦。 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甚至会发展出偏执型人格障碍,甚至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当处于极度非理性而采取极端行为时,会给自身和别人都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除了被欺凌者容易有过度的“我是受害者”心理,缺乏理性的自我反省之外,被欺凌者的父母往往也很容易有这种心理,“我的孩子被欺负了,这都是对方父母和孩子的错,我有什么问题?” 希望这部分父母意识到,部分孩子容易成为被欺凌者、容易被施害者盯上,这背后确实有被欺凌者父母的不足。 最常见的是父母长期持有不当的教育方式,导致孩子性格胆小、不自信,遇到别人不公平对待时容易一味忍让、妥协,甚至容易讨好别人,这样最容易遭到欺凌。 别说是孩子了,就算是成年人,如果有这种性格,在工作中、生活中也很容易遭受到欺凌,甚至丧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相信很多父母也懂得这个“社会潜规则”。 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那就是孩子其实早就遭受过校园欺凌,也跟父母倾诉、求助过,但那时的欺凌不十分严重,父母没有意识及时重视,觉得是小事,更没有及时保护、帮助孩子。 孩子内心十分失望,再遇到欺凌时就不愿告诉父母了。而且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科学应对,又缺乏父母的帮助,往往只能忍气吞声,欺凌者就越来越肆无忌惮,最后事态一再升级,出现严重校园欺凌事件时,父母才知情,非常震惊。 所以,被欺凌者的父母也要淡化“我们是受害者家庭”的心理,要从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地反省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有意识地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重视孩子的内心感受,并引导孩子也一起提升,一家人都变得更有理性、成熟、有智慧,将坏事变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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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孩子和父母一想到经过这件事之后,我们的内心会更加强大,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会更好,我们的人格和性格都会更加完善,我们一家人的感情更深厚、融洽,这种“有所获益”的、升华的感觉能明显降低校园欺凌对于孩子、父母的心理伤害,不容易形成心理创伤。 当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孩子具备了这个意识,一方面坚决抵制、谴责欺凌者的恶劣行为,一方面也做好自己、尽量避免成为欺凌目标,即使被欺凌了也不恐惧、不害怕,积极提升自己,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减少校园欺凌事件。 当然,在法律层面上,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够完善相关法规,明确当学生遭受严重的欺凌时,可以积极采取措施保卫自己。就像“昆山龙哥持刀被反杀案”一样,哪怕被欺凌者的自卫措施造成了欺凌者受伤、甚至伤亡,也应该考虑到他们当时的痛苦、愤怒和危险处境,考虑判定为正当防卫。
02、“欺凌者”的心理根源也要重视和干预
除了关注被欺凌者的精神心理健康之外,欺凌者的心理、他们如何变成施害者,这也值得社会各界关注。 我们通过接诊大量青少年患者发现,很多欺凌者是从被欺凌者演变而来的。他们有可能是粗暴家庭教育、甚至家暴的受害者,也可能曾受到其他学生或人员的欺凌,内心积累了大量的愤怒,遇事容易完全的外归因,逐渐通过欺凌别人来发泄内心的怒火。 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是不良的家庭教育,从这个角度看,校园欺凌现象的根源不是孩子,而往往是父母。 而且,欺凌者自身也遭受过很多叠加性心理创伤,他们也需要接受有效的心理干预,尽早纠正其人格上的异常,否则很可能发展出更严重的行为、人格问题,抽烟、酗酒,甚至吸毒,演变成人格障碍患者,最终从校园里的欺凌者变成社会上的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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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都对校园有非常美好的期盼,希望是学校里是纯洁的、和谐的、干净的,但这种理想化的学校环境并不存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公立学校还是私立贵族学校,校园欺凌总是客观存在。 如何更有力地打击、遏制校园欺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相关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的职责;而对于我们每个个体和家庭来说,尤其是对于父母来说,更重要的是不断提升自己,与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并懂得识别、防范、有智慧地应对校园欺凌,将这个客观事物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甚至将坏事变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