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比较与反思 如何发挥教育在社会重建中的作用？

在现代欧美各种教育思潮的论争中，所谓“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概念经常被使用。美国教育家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传统教育”一词，用来称谓此前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主张以教师、课堂和教材为中心的教育理论，而将其自己的教育理论称为“现代教育”。

此后，许多教育思潮的论争常围绕“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概念进行。在提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时，大都以批评或捍卫“传统教育”为其出发点，来展开对教育问题的讨论。

每一种教育思潮的出现都会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背景，都以一定的哲学或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依据。所以，对上述各种教育思潮的介绍一般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教育思潮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以及对该教育思潮的评析。

改造主义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支流，主要探讨教育如何发挥改造社会的作用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杜威早已详尽地论述过，但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许多做法偏离了杜威的初衷，改造主义教育对过于强调儿童中心的做法进行了反思。

虽然它从其他一些学说和教育流派中吸取了很多东西，具有折中主义性质，但其主要观点与杜威的主张非常相似。正如其主要代表人物布拉梅尔德所宣称的那样，改造主义真诚尊重和借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和进步主义三种主要哲学，但从进步主义那里学到的东西最多。

强调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是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特征，它试图改正进步主义，同时补充、统一和加强进步主义的成就。

1929~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使进步主义教育受到多方面批评后产生内部分歧，1932年，克伯屈发表《教育与社会危机》支持康茨的观点，指出学校必须与当前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必须积极参与社会改造。1934年创刊的《社会前沿》杂志成为改造主义教育家的喉舌。

关于教育与社会改造问题的大辩论，给学校教育带来的最突出变化是1928~1935年间学校课程中社会内容大量增加。但的说来，在20世纪3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与进步主义教育之间的界限还难以划分，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尚未发展成熟，主要是对进步主义教育理论进行一些修正和补充。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教育思潮如要素主义、存在主义、永恒主义等也开始活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一些教育家感到教育的当务之急是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改造社会，改造主义教育思潮随之沉寂。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国际竞争加剧，学校教育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在美国，人们指责教育过分照顾儿童个人的自由和兴趣，忽视学校纪律和系统知识的传授，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如何发挥教育在社会重建中的作用？要素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永恒主义和改造主义等教育哲学流派做出了不同回答。康茨批评美国教育改革一直未触及社会现实，呼吁必须改革学校教育使其适应工业革命给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的变化。

他认为，学校是一个社会机构，反映了一定的社会价值、信仰和知识等，并反过来对它们进行改造。经济萧条证明依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社会危机。学校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面临着挑战。

如果学校勇敢地接受这个挑战，投身于社会改造之中，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就会出现。康茨批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脱离社会现实，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严峻关头。

只有面对经济与工业发展的现实，与社会各界建立有机的联系，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它就是逃避时代赋予教育的重大责任，像“鸵鸟”一样脱离当前的社会危机。

布拉梅尔德把改造主义称为“危机时代的哲学”，他提出了改造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一致。布拉梅尔德的这种理想社会不仅指美国，而且包括全人类，是一种遍及全球的民主文化。按照他的说法，他要实现的也是一个全人类的大同社会。布拉梅尔德认为，改造主义教育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前提之上的。

第一个前提是时代的需要。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期的时代中。由于氢弹的使用，人类文明可能在一夜之间毁于一旦，而放射性尘埃更是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着人类的生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此外，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也使美国社会面临另一个严重危机。这件事表明，与美国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苏联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崛起，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霸主地位受到威胁。改造主义教育正是在这样一个危机时代产生的一种“危机哲学”，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育理论。

第二个前提是行为科学革命的出现。行为科学使教育和文化新目的的确定成为可能。行为科学关于人类集体内部的力量和过程的研究，将有助于教学过程的改造，而人类学和心理学在文化与人格领域里的研究则将促进学习过程的改造。

他们的研究表明，学习包括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两个对立面，学习是有意识的活动，但有些学习是完全无意识的，而这种现象却被课堂教学的正规理论所忽视。行为科学的一切研究成果正在运用于教育实践之中，但这种运用还很不深刻，常常成为赶时髦的标志。

康茨高度评价了教师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张教师应引导社会前进而不是当社会的尾巴；教师应当成为学校与社会之间联系的桥梁；教师有责任思考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义务向学生和社会阐明社会的发展前景，并鼓励学生去实现这种前景。

作为领导者，教师应在相互冲突的目标和价值中做出选择，成为政策的制定者。教育家们不仅要关心学校事务，而且要在有争议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等问题上做出重要的选择。

教学内容中还应当包括一些重要课题，如贫困与种族歧视、环境污染、战争等，这些问题都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培养学生关心社会的积极态度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布拉梅尔德批评当时中小学和学院的课程“大体上是一个不相连贯的教材的大杂烩，各门教材之间很少或根本没有联系，每门学科往往又划分为若干不相连贯的单元。布拉梅尔德认为，课程的改造必须建立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之上。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课程中的这种划分和再划分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

有机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模式和结构之中，因此，课程结构也必须具有统一性。在他看来，课程不仅应当包含人文学科，也应当包含自然学科。1957年，布拉梅尔德在《新时代的教育》一文中设想建立一种新型初级学院，招收17~20岁的青年。

他还为此设计了一套包括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教育以及人际关系等内容的四年课程计划。这套计划以社会改造为中心，对每一学年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与进步主义教育的一些做法相似，如强调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知识为中心，重视个人直接经验的获得而不是书本知识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