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二胡的“神投手”校长：教育的本质是个哲学问题，北大读博,清华博士后研究,清华教授

前言：
教育的价值除了认识自己，还包括培养无私的、大气的、有格局的有为青年！
为什么当年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一个农村学校的校长、老师能有让孩子全面发展的觉悟，而到了今天，在我们的大城市里，许多学校却把全面发展当成是一种应付？

王殿军的左臂上戴着一个深蓝色的护具，前不久他刚刚在北医三院做了一个肩部的手术。
熟悉王殿军的人很容易猜到这个伤是怎么来的——放眼全国的中小学，投篮比王殿军还准的校长应该没几个。
王殿军说自己的中投命中率在70%以上，这水平在业余野球场上也绝对是个角儿。现在他可能要被迫结束自己“神投手”的生涯了：尽管医生说康复之后还能继续运动，但62岁的王殿军考虑改行游泳。
“以前没受过这样的伤，这是第一次”，王殿军曾经因为打羽毛球导致腿部韧带撕裂，后来就不敢打了，“我这次肩膀的韧带不是断了，是韧带从骨头那儿脱落……”
王殿军讲述自己的伤情就像个运动医学专家，这让人想起去年他在网易教育金翼奖现场演讲时的一句调侃：别人都当我是个体校的校长。

清华附中当然不是什么体校，只不过在教育界说起“体教融合”，清华附中和它的马班的确声名远播。
“运动肯定是好事，但是运动不科学也不行”，王殿军扶了下左臂笑着说，“我这个就是反面教材”。
可是这十几年的清华附中，那个总在篮球场上跟学生们过招的王校长实在是个正面教材。
对那些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以身作则的引导更有感召力，所以王殿军的意思只是：打球，咱们一块儿，受伤，你们就别学我了。

小学霸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延安农村，教育这件事充满着原生态的气息。
一般乡村教师在上完课之后要赶回自己的村子——家里的农活得有人干。结果“小学霸”王殿军就成了老师的“助教”。
“我们那时候是民办小学，老师是另外一个村的，离我们学校大概五里地。小学二三年级那会儿，老师发现我每次作业都是全对，他就每次先把我的作业判完，他回去之后，就由我给同学们判作业。”
这对小王殿军来说是个非常光荣的任务：一方面批改同学的作业需要格外认真细心，同学有哪里做错了还得稍加辅导，而老师还会根据王殿军反馈的信息备课，了解哪些知识点同学们还没掌握好。
那时候的乡村小学，一届大概也就几十个学生，王殿军坦言，在那几十个同学里，自己确实是比较聪明的那个，但在当时的陕西农村，乡亲们并不会说王殿军“聪明”：“我们那儿会说，‘这个娃儿爱念书，会念书’。”
这其中暗含着一种朴素却辩证的逻辑：会念书，就是会念书，这只能证明一个孩子在念书这件事上有点天赋，却未必能和“聪明”划等号，因为在乡亲们看来，会念书也可能只是努力念书的结果。
当然对那个时候的村里孩子来说，“死读书”似乎也不现实。比如王殿军每天放学除了干农活，他这个“二哥”还要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家一共7个孩子。
“那时候真谈不上学习有多刻苦，学习纯粹就是因为很感兴趣。我们没有高考的概念，反正学完了八成还是回去当农民，所以学习没有功利性，老师和学生都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从小“不太努力”却总是作业全对的王殿军，大概的确算是个聪明孩子，王殿军还特别普及了一下：陕西方言管“聪明”叫“灵”。
颇有灵气的王殿军回想五十年前的自己，不禁感慨那时的学习纯粹而有趣：“你就觉得数学啊物理啊就很奇妙，老想把它搞清楚，有些题不会做，就想要学懂，把题都做出来。”
所谓“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求学时期的王殿军来说，学习有一种奇妙的娱乐属性——王殿军和他的老师们，互为娱乐的对象。
“上中学之后，当时老师跟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太多，那时候考试也不是为了拿分数，就是老师跟学生之间要较劲，老师为了不让我们考满分，就把题目出难一点，然后我们这些学生就为了满分而战斗！”
青少年时期的王殿军，身子骨并不强壮，父亲为了儿子今后不用到地里干重体力活，也会勉励儿子好好读书，“父亲告诉我尤其要把数学学好，将来到生产队当个会计，计工分不会那么辛苦。”
那个年代的生产队长，包括会计、保管员，在村里都是有文化的“大干部”，如果说年少的王殿军在学习上还有那么一点“功利”的追求，当一个村里的文化人大概就是他的最大目标。
可是当个文化人也终究是个模糊的概念，一个农村娃大多数时候并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不过有一件事却无比的清晰：读书对王殿军来说，的确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这并不是王殿军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大道理，王殿军的童年记忆里，有一盏晚上点着的煤油灯，还有父亲在灯下抄书的身影。
“我父亲没上过一天学，却认识很多字，字写的也不错，他属于自学成才，在农村叫‘白识字’。那时候家里穷，没钱买书，所以父亲总是点着煤油灯抄书到很晚，他写的都是小楷。那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好好读书，否则对不起父亲。今天我书架上最重要的位置摆放的都是我父亲抄给我的书。”
对王殿军来说很幸运的是，榜样除了父亲，还有学校里的老师。三年级之后直到高中毕业，王殿军是在生产大队的学校里念书，而当时的高中数学老师，令王殿军膜拜不已，这种“膜拜”的感觉至今难忘。
“他是北京来的高材生，插队去我们大队，他父亲是大教授。别看这老师教数学，他英语很好，字也写的漂亮，总之就是全方位的崇拜。那时候我感觉我跟北京就像天和地一样没有相交的可能，但这个老师跟我说：你这个水平将来到北京的名校去，也能当好学生！”
一个自己崇拜的老师所给予的莫大鼓舞，能让一个学生迸发出多大能量，王殿军自己形容起来就像一句绕口令：
“我也不知道是他觉得我们行，所以我们必须行，还是我们本来就行，然后他发现我们行。”
反正最后王殿军的确是行的。1977年10月，报纸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此时距离高考只剩两个多月的时间，许多人都知道的，那年高考有一个奇特的景象：老师和学生一起进考场。
当地的老师没考上几个，而公社的喇叭里喊出了王殿军的名字——这是那个年代农村里特有的传喜讯方式。也许不是巧合，最后考上大学的那几个学生里，选择数学系的不止王殿军一个。这是一个典型的“亲其师信其道”的成功案例。
如果只从数学的学术生涯来看：从陕西师大毕业，到延安大学教书，到西南大学进修，到北大读博，到清华做博士后研究，再到最终的清华教授，王殿军的履历算是一个学霸的标配路线。
当年那位数学老师确实没有看错人，可是王殿军的“行”，或者王殿军发现自己“行不行”，却远不是“数学”一个标签那么简单。

艺多不压身

很少有人知道，学霸王殿军差点要去参加艺考。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陕北农村，想找到一个优秀的数学老师还得靠知青下乡，但音乐上的启蒙反而更容易一些，十里八乡总有能人异士，比如王殿军当年就突然迷上了二胡。
“农村好多人不识谱，但他会唱、会拉，我在旁边看就特别好奇，后来我的老师包括亲戚就给我创造了条件，我也不识谱，但是我会拉二胡。那不是一个普通的乐器，它让你对声音、对音调产生感觉，那就是一种音乐教育。”
发现自己唱歌和拉二胡都挺有天赋的王殿军，曾向父亲暗示想报考音乐学院，结果遭到了父亲的训斥，“那时候农村人很传统，在我父亲的观念里，搞艺术的社会地位不高……”
当不了二胡演奏家的王殿军，演出机会却一点也不少：但凡村里开展各种运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就要开始创作节目，王殿军作为活跃分子，同时身兼乐队二胡伴奏、导演、演员等几个职务，村里的那个大舞台，对那帮爱好文艺的学生来说，是充满无限生机的。
“现在回头看，当时在村里演节目，虽然是为了完成任务，不就是今天说的戏剧教育吗？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教育更接近社会现实，更生活化，当时语文老师带着我们写剧本、演出、演讲，是这些东西塑造和改变了我，所以别看我是农村孩子，走到哪里也能大大方方侃侃而谈，体育场上能运动两下，唱歌跳舞也能将就两下，就不像是人们说的‘乡巴佬’的样子。”
王殿军终于聊到了体育。除了二胡是童子功，王殿军更为人熟知的绝活儿是篮球。
那时候村里搞篮球比赛，个子不高的王殿军先天条件并不理想，以至于孩子们分拨哪边都不想要他，这让王殿军非常郁闷。王殿军向老师诉苦，老师灵机一动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来当裁判吧！

跟着老师学会各种篮球规则，执法姿势也越来越专业的王殿军，一度找到了掌控比赛的快乐。不过渐渐地，近距离看着其他人满场飞奔，王殿军还是技痒难耐。为了能真正上场比赛，王殿军下决心偷偷地苦练投篮。
“后来我就成了我们班投篮最准的，两拨人从不带我玩变成抢着要我，他们要石头剪刀布才能抢到我！”王殿军说起这段故事，得意的笑了。
因为奇高的投篮命中率，篮球给王殿军带来了莫大的自信，也成了他一辈子的乐趣来源之一，所以现在他胳膊上的那个护具，倒像是对篮球钟爱一生的证据。
成了“神投手”的王殿军后来在读大学的时候抽空考了篮球裁判证，这张国家二级裁判证足够他执法各类学校联赛和校际联赛，“像这种业余比赛我就客串一下，他们说你这裁判动作一看就是科班出身”。
王殿军玩票向来有模有样，哪怕数学从一开始就基本确定了是那个“最爱”，像二胡、唱歌、篮球之类的业余爱好却成了王殿军区别于其他数学教授的标签。

做了校长之后的王殿军也时常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一个农村学校的校长、老师能有让孩子全面发展的觉悟，而到了今天，在我们的大城市里，许多学校却把全面发展当成是一种应付？
“所以现在有人跟我抱怨，说我们学校搞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没有条件，没有环境，我就说，你们那条件能比我上学那会儿还差吗？我们那是村小，村中，那时陕北一个村也就五十多户人家，一二百口人，但是我们还是有完整的教育体系。”
当年的村中村小，不仅为王殿军这样的孩子提供了最原生态的活动土壤，更“无意识地”切中了孩子们的最佳敏感期，而这个恰如其分的时间节点，甚至比专业的老师或者教练更加重要。
“有些东西，比如语言，比如音乐，比如运动的身体协调性，都有最佳敏感期，如果在那个时期没有得到锻炼和发展，后面的弥补就会变成‘夹生饭’。好奇心最重的年纪，掌握要领很快，等你到三十多岁，再想弥补当年的遗憾，去学唱歌、练投篮，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无论追溯到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或是100年前的蔡元培，甚至3000年前的雅典，越多古今中外的思想能够跨时空的共鸣，越能证明这就是关于教育的一个真理。回归真理，有时候其实只是回归常识。
只不过对出身农村的王殿军来说，那个混杂着泥土清香的大戏台，那个锈迹斑斑的篮球架，那把能奏出凄美如《二泉映月》、奔放如《赛马》的掉漆的二胡，都已经深深的刻进了生命里。
这种因为切身经历而渗进灵魂里的关于“孩子就应该全面发展”的观念，在王殿军后来的校长生涯里可以说是非常自然地在流淌。
所以当王殿军逢人便说“我在清华附中只抓三件事，抓体育，抓科技，抓艺术”，却唯独不提“抓学习”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王殿军藏着什么秘诀不说，很少有人能触达到这位校长的底层逻辑：
我当年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全面发展既不耽误学习成绩，也不耽误本职工作，这么一个好的人生经验，做校长的没有理由不传递给他的孩子们。
清华附中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建立，其实也是由这个逻辑推演而来的。这个体系自推出以来曾遭到过不少质疑，一个最典型的误解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如何能和北京的名校类比素质教育？
“我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我不可能设计一个只在发达城市、优秀学校里适用的体系，在农村，我可以评价你会不会劳动，会不会帮父母干活，这个是因地制宜的，不是说你非要到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才算数。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些在每一所学校里想做就能做到的事。”
让王殿军感到遗憾的是，许多人把这套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粗暴地理解成了一个关于学生才艺的大秀场：如果不从人格塑造的维度去看待这个体系，教育就仍然无法摆脱那套狭隘的评价标准。
当然如果把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简单理解为强身健体和陶冶情操，这个仍然没有跟上王殿军的思考——教育的问题再往深了想，其实是个哲学问题。

哲学问题

2017年，王殿军在和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的一次对谈中，用五个字概括了教育的终极难题：认识你自己。
这也是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最为人熟知的论断之一，只不过在做校长的王殿军这里，这个难题有明确的范围：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引导学生们正确地认识自己。
王殿军用一种数学思维来解释如何认识自己：“想知道一个点，就必须知道它的坐标系，‘认识自己’，就是丈量自己与周围人的距离。”
有些丈量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身高，比如考试分数，“但最难的是：你的客观存在，和你内心认为自己是个什么样子，这两个画像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别”。
“你能看清别人，因为别人在外面，但向内去看你自己，怎么评价自己，接纳自己，这是很难的。一般我们接纳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很容易，但承认自己不如别人，对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非常困难。”
所以一个孩子永远无法孤立地认识自己，他对自己的认识，是建立在无数个与周围人比较的场景叠加的基础上，而做校长的，就要尽可能创造足够多的丰富的场景，我们换一个在教育语境里更常见的概念，这个“场景”其实就是“集体”。
当年那个因为个子不高而苦练投篮的王殿军，就是一个典型的找准自身定位之后成功融入集体的例子。王殿军很自然的又用篮球来举例：
“场上的分工很重要，首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我投篮不行，他们就不会要我，但是一个队也不能只有投篮，得有人给你传球，在一个队里，要学会跟不同类型的人合作，体验不同的角色。”
“在这个场景下跑龙套，在另一个场景当主角，这才是人生的常态。比如班级之间的对抗赛，一定是派最强阵容，那么这一次你就在下面递毛巾递水，而不要觉得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因为下一次唱歌，可能站在前面的就轮到你了。”

某种意义上说，体育比赛对“认识自己”有一种天然的高效的反馈机制，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输和赢，培养正确的胜负观，这又是体育对孩子们的另一层塑造。
“打一次输一次，你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凭什么呢？认输就完了，咱们说认输不服输，苦练之后下次再战，这才是一种体育精神。”
而这种“认输之后的苦练”，何尝不是一种对自我的突破？王殿军在这次采访里做了一次特别的补充说明：“上次我说‘认识你自己’最难，今天可以加一句：认识自己之后再改变自己，更难。”
“如果你已经尽力了，确实不行，你就服输，但你完全可能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最佳水平，别人给你打8分，你心里可以给自己打10分。不是说达不到别人的水平，所以我自卑，而是我努力程度不够，这个才应该反省。”
所以许多次的公开场合，王殿军都这么跟学生们讲：“我可以容忍在座的各位同学未来不成功，不卓越，但我不能接受各位不努力，咱努力了，达到什么成果，就是什么。”
这些年的清华附中，大概已经走进了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学生之间互为参照系，大家在若干个不同的集体中逐渐认识了自己，每个场景下的领头羊又都成了其他学生见贤思齐的目标，在这样的体系中，每多一个在自我认知上觉醒的学生，整个体系的力量便扩大一圈。
更令王殿军欣慰的是，学生们的集体意识也因此提升，清华附中的校风是轻松愉悦的。他给我们举了两个不便透露姓名却绝对真实的例子。
“有一个学生在我们这里读初中，高中去了另一个学校，但是他去了之后不开心，想转学回来。我就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初中那会儿，班里的学霸跟我讲题比老师还耐心，我觉得很高兴也很感谢他，结果到了新学校，那些学霸说‘我也不会’，然后一交作业他们原来都会，这让我很不适应。”
如果说这个例子还可能存在极端样本的情况，那么第二个故事就实实在在证明了清华附中校风之纯正：学生之间，并不是竞争对手的关系。
“这是家长给我说的，那孩子有一次期末考试完了不开心，家长就问是不是没考好，结果发现孩子考得挺好，在全年级也是名列前茅，追问之下才知道是他们班在年级里表现不好，这让孩子们觉得很对不起老师。”
在王殿军看来，教育的价值除了认识自己，还包括培养无私的、大气的、有格局的有为青年，这种心态本身也是学习力能够持久的根源。
“一个对社会对自己认识全面的学生，他的心态就健康，心态健康就不会钻牛角尖，他该干嘛干嘛，平时干的是自己喜欢的那些事，学习自然也不会差。”
今年7月从清华附中卸任之后的王殿军，有了更多与家长们闲聊的机会，家长们普遍反映清华附中的孩子们很轻松，这种轻松不是指学习，而是一种心理上的轻松。
王殿军会观察学生们脸上的表情，那种自然的而非呆滞的眼神，是他们在校园里轻松生活着的最好证明。

“殿军”

王殿军当然也有遗憾。比起当年自己的农村生活，他感觉现在的孩子对社会和大自然的体验还是不够。
为了能让孩子们看看世界，王殿军曾带着学生穿越沙漠，那些掉队的受伤的学生最后也都平安归来。最“离谱”的一次是组团去北极，在出发前，王殿军被领导严厉批评“胆子太大”，最后王殿军是用“船都包了不去得赔好多钱”的理由才得以成行。

王殿军是想让孩子们在远行之后能对这个世界多一份责任感：“眼睛天天盯着书本和考试，十几年下来就是书呆子，书呆子也不是完全没用，但用处就小了，我们要培养的是心怀天下的孩子。学校虽然有围墙，但教育应该没有边界。”
王殿军的另一项重要职务，是清华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退休之后的王殿军要做一件关于“认识你自己”的大事：逐步构建中国天才儿童的培养方案。
几年前王殿军曾因叫停女儿的奥数课走红网络，对奥数，王殿军直言并不适合所有人，“我女儿就不适合，从小到大数学题都难不倒我，但奥数题除外”。王殿军认为，类似奥数这样的学习，尤其超前学习，并不适合每个孩子，甚至很可能会毁了真正的好苗子：
“一个小学生，去学初中甚至高中的知识，这完全是自作主张。天才的鉴别在国际上是个非常严肃科学的事，如果真是一个好苗子，会给他提供特殊的培养方案，然后由专门受过训练的老师给他上课。天才的目标不是在中考高考中拿高分满分，他们今后是要去解决世界难题，拯救人类命运的。”
当然从最理想的教育形态上说，所有学生都值得被单独照顾到，人工智能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教育应该有量体裁衣的功能，但现在我们还只有几个固定的尺码。未来对孩子来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完全个性化定制化的教育。”
在清华附中的这15年，王殿军做的就是一种定制工作，他的这种定制甚至可以细微到为少数喜欢养虫子的学生单独辟出一间“虫屋”。
清华附中的学生对王殿军的印象是温和而充满朝气，除了每年学生节亲自到摊位上去和学生们攀谈，一个最典型的“王殿军画面”就是他在篮球场上和学生们硬碰硬。
那帮孩子起初并不好意思使全力，但王殿军会主动进行一些身体对抗，场面很快就热起来了，遇上送自己盖帽的学生，王殿军都会笑着说“小伙子真不错”。

在肩膀受伤之前，王殿军每周至少要打两小时篮球，那种跟年轻人来来回回满头大汗，犯规没犯规都会认真计较的感觉，用王殿军的话说，“就觉得整个世界什么都没了，只剩下篮球”。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和王殿军聊起了他的名字，王殿军笑了：“冠亚季军都不要，殿军就行了。”
不过后来我们很快意识到“殿军”这个词还有另一个含义：为了保护主力部队不受追击而行走在最后的部队。
“我就做那个中国教育的基座，当那个殿后的人。那些学生们知道我给他们殿后，他们会很踏实。”

- End -

本帖最后由 王曦教育 于 2022-11-12 15:41 编辑